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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花钱发论文 核心期刊散发腐败气息(图)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9-09-30 09:45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点击:
核心提示:终于把答辩的费用报销了!六月底的一天,王天强从长长的人龙里挤了出来,手里拽着从学校财务室拿到的一小叠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此刻的王天强兴奋不起来,他低着头,一脸沮丧地独自走在校道上,身边不时走过搬运行李回家的同学。排了一个下午的队,

  “终于把答辩的费用报销了!”六月底的一天,王天强从长长的人龙里挤了出来,手里拽着从学校财务室拿到的一小叠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此刻的王天强兴奋不起来,他低着头,一脸沮丧地独自走在校道上,身边不时走过搬运行李回家的同学。排了一个下午的队,好不容易拿到的这1500元,马上就得还给同学。另外一笔钱——买版面发表论文借来的钱还不知道何时才能还给别人?而学校的经费卡里,王天强名下的钱也都用完了。

  王天强衣着很朴素,戴的眼镜镜框很大,衬得他的脸有点瘦削。2003年,在山西一所中学教书的王天强通过考研来到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究生。他说他的基础不是太好,原来没有读过本科,自考了大专,考研分数也不高,所以只能读自费。

  学校要求发表文章才能拿硕士学位,入学之初,王天强和大家一样,四处投稿,但是寄出去的论文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收到索要版面费的电话和来信。三年级上学期,眼看毕业时间临近了,再不按规定发文章,可能就会赶不上毕业了。因为多数期刊的发文周期非常长,投稿一般在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发出来。这时,恰好有两家期刊要他的文章,当然,版面费少不了,一家要600元,另一家要800元,两篇文章,一共要1400元。王天强手头没有钱,家里给的钱都交了学费、住宿费了,他的生活费还是自己做家教和各种兼职勉强解决的。

  王天强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咬了咬牙,找到原来所在中学的老师,向一位关系不错的老师借了1400元。钱汇出去之后,文章一直等到三年级的下学期,也就是今年的5月、6月才分别发了出来。“好险!”王天强说,“如果6月那篇没有发出来,即使到了7月发,我就得推迟半年才能拿到学位了!”他说,他的一位师兄就曾经因为时间紧急,而坐飞机往外地的杂志社取回杂志交给学校的学位委员会。

  学位虽然拿到了,可是王天强还是没有落实工作。5月份的时候,王天强办理了暂缓就业,希望在半年内能够找到工作,再去解除暂缓就业的协议。学校马上要求学生离校,可是没有落实工作的他迟迟不敢去校外租房,“我还没有收入,租房的费用肯定比学校宿舍高很多,我又欠了人钱。”王天强对未来有些茫然。离校的限定日期一天天近了,身边的同学早已搬走了,宿舍里剩下他一个人。三个人的宿舍,显得有些凌乱,搬走的同学留下了不少东西,王天强望着对面的床,神情显得比同届的同学苍老了许多。

  王天强站起身,递了一杯水给记者,叹了口气,“实在不行就得回原学校教书了!”看得出来,王天强很想留在南方的这座城市。

  然而,王天强的情况或许还不算最糟糕的。同是本该今年毕业的刘少君的情况则更为麻烦。她不仅没有找到工作,而且文章一篇也没有发,目前她面对着的是“学位拿不到——工作找不到”的恶性循环。刘少君说的话非常少,倒是同宿舍的室友在一边说得热闹。毕业典礼那一天,刘少君一个人躲在宿舍,没有去参加,她说名单上没有她,没有发表文章的,连提交学位委员会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在今年应届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因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够而没有拿到学位的人,数量并不少。江南某高校,直到临近毕业的6月份,全校因文章数量不够而尚未获得学位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其中有不少博士、硕士还获得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毕业生的奖励,但仍然不能如期获得学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博士生导师对记者说:“作为导师,我们居然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学生能否获得学位,论文答辩小组也没有权力,而必须将评判的生杀大权交给那些收取版面费的期刊杂志,这实在荒唐透顶!”

  话虽这么说,作为导师,他还是很为没有发表文章的学生着急,四处在替学生找关系,找门路,希望尽快替个别还没有发够文章的学生寻找解决的办法。

  除了导师的帮忙和关系,许多学生已经懂得自谋生路,硕士李均就是这样过来的。对于发表论文,李均很有自己的秘诀。学校规定发表一篇文章,而李均已经发表9篇了,这在同学间被传为神话。

  在李均的电脑上,有这样一个文档,上面罗列了学校发布的核心期刊名单,每个期刊名称后面,是李均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到的联系方式,有的只有通讯地址,有的则详细到编辑的手机号码,还以红、蓝、黑三种颜色对杂志作了区分。

  “红色的是最有可能发表文章的期刊,比如说上面几届的师兄师姐发表过的,我去查过,有一家杂志,某一期上面,同时有我这个专业的五位硕士的文章,这就是长期形成的客户关系了,我首先投的就是这类杂志,发得也最快。版面费也好商量,一般如果同时发两篇文章的话,还可以有批发价,有的一篇是800元,两篇就只收1200元,如果和编辑熟,还可以讲到1000元。这家我就发了两篇。”

  记者注意到,他说的标了红色的杂志,多数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地方性杂志,诸如《甘肃××》、《西南××》,还有一些是师范专科院校的学报。

  “蓝色的是相对比较难发的,可能收取版面费,也可能不收,有的设有增刊,正刊不收,增刊才收。在这上面我也发了两篇,这两篇没有收取版面费,还拿了几十元稿费,因为超额完成任务,学校还奖励了,所以基本上把前面那几篇的版面费挣了回来。”李均说起自己的“发表经”,颇为得意。

  “黑色”的杂志,则是导师告诉他的所谓权威期刊了,李均自己也研究过,“黑色”的杂志水平相对较高,编委一般都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上面的文章也经常是这些知名学者所写的,李均的导师三年来也不过在这类全专业最“核心”的期刊发过一篇文章。“这些期刊我根本就没有指望可以发,如果发一篇,我就不用去民办学校教书了,争取进公立的高校都有可能。”

  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李均发了9篇文章之后,顺利地在春节前就把工作搞定了,在一家待遇相当不错的民办高校教书。

  硕士毕业目前在媒体当编辑的小苏告诉记者,发上八九篇文章甚至十篇以上,其实不是什么难事,他读研究生的时候,身边的一个同学晚上花三个钟头写一篇文章,次日上午寄出,中午就收到编辑的来电,说可以发表,马上进入版面费的讨价还价阶段了。

  小苏说,这样写出来的论文,只能是狗屁不通的“作文”,而不是什么“论文”。他拿给记者一本所谓学术期刊,说:“上面许多文章不过是内容简介,加个关键词,再加个参考文献,就变成‘论文’了!还有一本《××欣赏》,发文章根本不看内容,你抄一篇读后感,只要交钱,他们也能发。”

  同期毕业的另一届两年制的硕士毕业生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则显得轻松得多,因为他们不再面对发表论文的压力。今年许多高校宣布不再将硕士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学位授予)的必备条件。

  相对于硕士,博士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发不发论文,似乎也更取决于读博士的目的,有的人为学位,有的人可能更多的是为学术。其中确实也有不少人并不去迎合论文发表的这些潜规则。

  走进王逸的家,地面铺着土黄色的仿古地砖,砖缝故意留得很大、又很均匀,赤脚走上去,是贴近黄土地的那种质朴的感觉。开放式厨房的一面墙是红砖砌的,墙面的顶端开了两扇颇具古典色彩的窗户,光线透进来,和客厅融为一体的餐厅顿时显得生气起来。

  装修这个家,王逸花了半年的时间,每一块地砖,每一块木头,每一件摆设,都是他亲自从各种市场淘来的。王逸说他属于完美主义者,做事情力求完美。

  王逸是1991年来到这座城市的,在这所艺术院校教书多年。1998年,他开始在某大学读在职博士。1998年至今,每三年一届,毕业的博士一拨一拨的,王逸看着许多师弟师妹都毕业了,自己却迟迟拿不到学位。今年6月,学校的学位审核报告上仍然写着:王逸,1998年入学,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讨论结果:“未通过”,原因:“无发表文章”。

  王逸所在的学校规定,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发表四篇文章,其中发在核心期刊的至少两篇。王逸至今一篇未发。说起没有发表文章的原因,王逸显得比较轻松,没有想像当中的无奈或怨恨之心。王逸在艺术学院当老师,平时也做研究,编了一些书,还喜欢翻译西方的艺术理论,他觉得介绍西方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比为了发表文章而硬凑出一篇所谓原创的文章来说更为有意义。

  “当然,现在还是在想办法发,已经有一家杂志答应马上发我的文章了。之前一直没有这根弦,就是觉得我也编了些书,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以为这些东西都算的,后来学校才告诉我,那些不算,还是要核心期刊文章。”王逸其实也一直在反思自己,想找找自己的原因。

  王逸看上去很年轻,当他谈起13岁的女儿时,作为父亲的他,对目前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非常不满。他举例说,女儿的学校,有时候为了出成绩,就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坐在一起,鼓励他们“互相帮助”,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也经常安排一些“面子工程”。

  “你说这不是教孩子们从小学会作假么?我们的教育,从源头上就出了问题,所以你要问我,为什么高校出现那么多的学术腐败,为什么有人为了发表文章就去交版面费,这是我们一贯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你不要将问题只是放在高校这块去探讨,这其实是我们的整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只教给学生一堆的知识,但是从来不谈观念的问题,也不培养学生们对学术的神圣感。我们对作假已经习以为常。”王逸谈起这个问题稍稍有了点激动的情绪。

  同样,西南地区某著名重点大学的老师李晖晖也是属于王逸之列,谈起学术,是一脸的敬意和快乐,虽然论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并没有“摧毁”李晖晖对学术的热爱,她的博士论文已经在答辩会上获得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成为本届公认的优秀博士论文。

  论文虽然一直没有发,李晖晖对自己的学术和生活还是很满意的。今年,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同时,她翻译了一部本专业的学术著作,这是她第一次独立翻译完整的著作,书已经出版,这促使李晖晖坚定了一边做原创的学术,一边做做翻译的决心。

  “唉,不过论文还是要发的,你在采访,你知道怎么发吗?”沉浸在快乐当中的李晖晖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歪着脑袋反问记者。

  处女座的李晖晖说她很相信星座带给她的种种特点,她说自己其实很懒,所以没有发表论文她不敢埋怨什么,至于体制不体制的问题,她并不想过多地去考虑。想起导师在体制内照样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李晖晖说那样才是真正的“无我之境”。当然,想起万一真的要交版面费去发文章,李晖晖还是显得非常为难,不过她又安慰自己:“这不过是以荒唐对付荒唐!”

  王逸所说的学术的神圣或者尊严,指向的是当下高校在追求学术成果的数量问题上体现出来的急切和各种硬性规定对学者、学生积极性的挫伤。早在1999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邓晓芒教授的博士某某因为缺少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拒授学位。邓晓芒因学位委员会不公,愤而提出辞去博导。

  1999年之后,邓晓芒停招了一届研究生。校方领导多次打电话劝说,希望邓晓芒恢复招生,并对其表示,邓晓芒的意见是对的,校方将会想办法解决他所反映的问题。考虑学校的要求,加上学生方面的期待,邓晓芒最终心软了。

  目前的邓晓芒非常忙碌,既带博士、硕士,还要给本科生上课,同时还兼顾很多方面的各种事务,各类评审的邀请。

  7年过去了,记者再次采访邓晓芒教授,他表示现在已经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对单纯的教育改革已经绝望了,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理你的!”记者告诉他,目前硕士研究生要求发表论文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许多学校纷纷取消了发表论文和学位挂钩的硬性规定。邓晓芒告诉记者,至少目前武汉大学并没有取消相关规定,还由学校办了一个增刊,专门收研究生的钱,“他们把这个搞成创收项目了!”

  邓晓芒又说:“即使取消了这些规定,也不过都是枝节问题,单纯的教育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并没有改变,涉及的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行政规律左右高校仍然是一个紧箍咒,西方的大学,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我们这都变成衙门了。学术自主、教授自治,应该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3年,学者王彬彬撰文猛烈抨击这一现象:“每当看到那些贷款上学、大冬天也穿着单衣的研究生抠出数百元汇往‘核心期刊’,我都难免心酸。更让我心酸的是,学术的尊严一开始就在研究生心中轰毁了。当他们看到被尊为‘核心’的刊物原来只要出钱便可将狗屁不通的东西变成‘学术成果’时,当他们把自己胡涂乱抹的东西连同几张‘百元大钞’一起寄往‘核心期刊’时,‘学术’在他们眼中还有多少价值可言?”

  “这类荒谬的现象,还要荒谬多久呢?”王彬彬继续发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求在校学生发表论文这种现象,至少在硕士这一层面,的确有终结的迹象了,但关于核心期刊的争论并没有随着这些规定的改变而消失,反而越来越激烈。这是因为:核心期刊更大的功能在于和老师的切身利益挂钩,这对于学术体制的渗透和影响力,恐怕远远甚于学生获取学位的相关问题。

  目前,中国的科研、高校、卫生、出版系统晋升职称都要求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另外,年度考核及评优也与发表论文数量和发文刊物级别紧密相联。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在全国6000余种学术性及半学术性刊物中,所谓的核心期刊却不足1000种,而中国每年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需要在期刊特别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从而取得职称参评的资格。这样一来,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也就成了稀有资源。

  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凤亮还是亲历了某核心期刊索要版面费的经历。那是湖南的一份期刊,前一段时间李凤亮寄了一篇文章过去,对方很快就给了回音,索要版面费。

  “估计编辑都没怎么看文章,就说要版面费。我本来觉得现在办学术刊物不容易,也能理解。可是他竟然开口要价3000元。你想啊,一篇文章要3000元,一期刊物办下来,就可以收取几万元的版面费。他们把刊物变成生财之道了。我当时予以拒绝。从这一点看,我们的学术环境、学术生态不容乐观。不仅仅是一个刊物的问题,而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牵涉到学术尊严、学术风气、办刊思想、学者自律等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将这些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原则进入教育、学术领域的一种反应,值得整个社会加以警醒。”李凤亮说。

  目前的矛头很多都指向了这些期刊。不过,作为这些期刊的编辑,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周祥森也有着困扰。

  据他担任编辑的经历和见闻,他常常不得不面对人情稿的困扰,作者一般是有关责任编辑的同学、挚友,或与上司有某种关系的人。在周祥森的办公桌上,稿件堆积如山,他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整理。他指着一叠待发的文稿对记者说:“编辑与作者之间原本是一种完完全全平等的,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和相互提高的同志关系,现在人情夹杂于其中,礼品甚至礼金夹杂于其中,这种关系就完全变了质,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这样下去,不仅腐蚀了编辑的灵魂,而且败坏了编辑出版界的行业风气,也污浊了学术界的空气。”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评价,有非常具体化的一套数据。据有关编辑学理论研究专家细心观察,入围率的底线篇文章被文摘类或复印类刊物转载或复印。

  在一次某省社科院成立某周年庆祝会上,周祥森亲眼见到,一些期刊的编辑把人大书报中心的人员奉若上宾,鞍前马后地进行周到的服务,逢年过节,一些期刊社或为人大书报中心的有关人员提供免费的旅游活动,或宴请、送礼。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寄望中心的“上帝”们多眷顾他们的刊物。

  谈到暑假到了,周祥森突然压低声音,叹了口气,表示讨好各种关系的时间又到了,这些事情让他非常心烦。

  按照周祥森的看法“核心期刊论”成为了期刊办刊的巨大障碍,也可以说是学术生态恶化的根源之一。而从事期刊理论及实践研究的研究人员则感觉相当委屈,他们认为期刊理论对于期刊评价、科研成果考核还是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的,这些研究机构在发布研究数据时也强调决策层应当对不同的学科予以区别对待。

  诸如中山大学等学校,在对待已经被证实献身学术的学者的时候,往往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如朱熹平可以在五年不发论文的情况下专心攻克庞加莱猜想,这是决策层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给予学者专心搞研究,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赞赏。中大哲学系的倪梁康教授,最近正在学习梵文,并在翻译一部梵文教材,他说这一年他有可能是一篇论文都写不了,因为学习一门语言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投入,他只能专心地做这一样事情才能有所收获。而中大对倪梁康、刘小枫这样的教授,都有一个宽松的政策,便是他们的考核期不是一年,而是三年,这样的规定,面向的是一些已经被证明成就斐然的学者,据介绍,在中大,有大约两百位教师获得这样的“优待”。倪梁康教授对记者说:“学术已经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有没有压力对我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中大这个规定确实给‘孤独的思考者’创造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当然,宽松的政策可能培养精神贵族,也可能培养懒汉,所以中大对青年教师还是要求比较严格,还是一年一次考核。”

  今年四月出版的《“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一书作者钱荣贵在书中猛烈抨击了核心期刊功能异化的现象,并认为“科研评价体系、评价机制的不健全,是‘核心期刊’功能异化、滋生负面效应的症结所在。”

  钱荣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核心期刊’被粗暴用于科研评价,是‘核心期刊’引发负面效应的根源。当务之急就是要从科学研究、媒体传播的根本意义出发,迅速建立和完善学术评价、期刊评价体系,剥离‘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评价功能,还‘核心期刊’以本来面目。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逐步肃清‘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还学术界、期刊界一个安静、祥和的治学和办刊环境。”

  (应当事人要求,本文中“王天强、刘少君、李均、王逸、李晖晖”均为化名。实习生于爽对本文亦有贡献。)

  “论文评阅费1000元、答辩费1000元、请外地老师的交通费2500元、住宿费1500元、谢师宴4000元、送给老师礼物花了将近5000元……”据报道,前几天刚刚进行完博士论文答辩的大连一高校博士研究生小林,在整理这次论文答辩的花费明细时愁容满面,因为这笔费用对于他这样一个一直求学没有工作的“穷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笔大数目,尽管此前已经对“银根”进行了种种压缩,但是实际花费还是过了万。据称,有的博士生答辩费用已高达3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2005年度安徽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中,评委会发现亳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师申报材料有论文造假嫌疑。经核查,2003年,这所学校3名教师为申报副教授,往某些期刊寄去版面费和自己写的文章,但发出来的文章不是自己的,他们不但没有声张,反而在申报时使用了这些假论文,并顺利通过评审。2004年,又有3名教师效仿并通过。2005年的这6名教师更大胆,写都不写,就直接花钱从制假者手中买现成的论文。

  国内核心期刊一般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制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的669种核心期刊(不含扩展期刊)(自然科学类,包括管理学),以及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493种收录期刊(人文社会科学类,包括管理学)。这两种均是教育部评估学科时规定的核心期刊。国际核心期刊一般指SSCI来源期刊,也即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制作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和A&HCI来源期刊,也即由该所制作的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南都周刊:目前部分高校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指定的核心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少则一篇,多则四五篇,才能取得学位,您个人对这样的规定持什么态度?

  王宁:据我所知,美国的名牌大学并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因为,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是极难的,尤其是在那些核心刊物(也即SSCI或A&HCI来源期刊),更是难上加难。但尽管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学生们依然刻苦读书,希望能在读书期间发表一两篇学术论文。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学生在校期间,有不少选择,例如,外语专业的一些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校外教书挣钱,因此采取一些硬性规定让他们坐下来安心读书,撰写学术论文并在刊物上发表,也许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导师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并非所有的学校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我任教的清华大学,我们规定,硕士研究生原则上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或者有一篇论文被核心刊物接受待发表,才能拿到学位证书。但现在由于学制逐步改为两年,这一硬性规定也就取消了,现改为要在学术期刊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篇论文,我认为这样对学生本人是有好处的。对博士生,我们的要求则是,一般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四篇论文,或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方可毕业。

  南都周刊:有部分老师和学生反映,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感到非常无奈,有的老师认为这败坏了学术的神圣性。

  王宁: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一般的大学对待硕士生,最好是鼓励他们跟着导师从事科研,有条件的话在校期间发表一篇论文,条件不成熟不必勉强。对于那些投机取巧靠缴纳版面费或拉关系走后门发表论文者要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样才能使大多数同学心服口服。同时我也呼吁那些靠收取穷学生版面费来赚昧心钱的主编们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做有损于自己刊物名声的事。

  南都周刊:国外的很多学术杂志的审稿都采取双向匿名的方式,并且由专家而不是由编辑来进行。目前国内某些知名杂志虽然也有专家组成的编委,但对于大多数学术期刊来说,都是编辑说了算的,许多编辑并不具备专业领域的学术眼光和能力。

  王宁: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本人就被聘为十多家国内核心刊物的编委,并担任两家国际刊物的编委或副主编。我碰到的情况有着极大的反差:国内的那些刊物极少请我担任匿名审稿人,而倒是那两家国际刊物不停地让我审稿,并要我提出至少一页以上的书面意见。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去仔细阅读这些稿件,并用英文写出有理有据的审稿意见。因此我觉得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将有助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早日进入国际权威数据库SSCI和A&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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